说起造纸的祖师爷，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应该都是蔡伦吧，然而，在现代中国，有一家造纸企业—“天章实业集团”，却一直将另外一个人作为他们的祖师爷，同时，他也是被业界公认的近现代造纸的祖师爷，正是因为他的引进，中国才开启了机械造纸的洪流。
一千五百年前，南朝萧梁时期有位文学家殷芸，编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名字就叫《小说》。其中有一个著名的段子：有四位老兄，在一起畅谈人生理想，第一位是官迷，想当扬州刺史，第二位是财迷，想闷声发大财，第三位是神仙迷，想要得道成仙，骑鹤飞升，最后一位微微一笑，吐出十个字，把前三位的理想包圆了——“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这两句话，日后成为了扬州城的千年广告软文，更没有想到的是，一千多年后的近代中国，竟然真有一位“山人”修炼出了这种巅峰的人生境界。
这位“山人”姓郑，名官应，后来改名观应，别号罗浮待鹤山人，杞忧生等，1842年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今广东中山市)。郑观应的祖父郑鸣岐是荣禄大夫，是一位“不屑以寻章摘句为能”的文人，伯父郑文经是通奉大夫。
郑观应的父亲郑文瑞，字启华，号秀峰，是一位“夙承家学，读书过目成诵，藏书颇富，手自校雠，丹铅殆遍”家学渊源的学者，在当地当了一辈子的乡村教师。郑家讲究治家之法，对孩子们进行言教身教。他们教诲儿孙的律远规是：第一，德行为上，慈善为怀；第二，勤俭朴素，吃苦耐劳；第三，喜读诗书，发奋上进。他们认为：“积金玉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诗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德以遗子孙。”吃苦耐劳，发奋上进，喜读诗书是郑观应家族的优良传统，这也是后来郑氏家族的子子孙孙们取得辉煌成就的主要原因。
从近代国门打开以来，广东人就喜欢跟洋人打交道做生意。16岁那年，郑观应第一次去考秀才就落榜，老爹并没有勉励儿子复读，而是让他去上海投奔他的叔叔谋求发展。
郑观应一到上海，就努力向买办转型，所谓买办，源自葡萄牙语comprador，当时上海把它音译成“糠摆渡”，事实上，买办的确是“摆渡人”，是帮洋人与中国人做外贸生意的中间商人。当时这种懂外语又懂国情的买办着实是抢手货，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外企高管和职业经理人。
他白天跟着叔叔在洋行打杂，晚上在英国传教士办的夜校里自学英语，很快就找到第一份正式工作：到英国人开的宝顺洋行当实习生。几年之后，郑观应开始管理洋行的丝楼和轮船经纪事务，工作之余他不仅学英语，还认真研究西方政治和实业。工作十年后，宝顺洋行因为资金链断裂倒闭，郑观应开始单干，和朋友合伙承包茶栈，继而替扬州盐商当盐务总理。后来，他瞄准了当时最热门的战略新兴产业—轮船运输业。1873年，英资太古洋行成立太古轮船公司，郑观应参与筹建，第二年，他升任太古轮船公司总理兼管账房、栈房。32岁的郑观应可谓是少年得志，同时也赚的腰缠万贯，总经理三年合同期满，太古洋行又跟他续签了五年合同。
第二次******战争后，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拉开序幕，洋务派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洋务派认为，只有师夷长技以制夷，以西方之坚船利炮对抗西方之坚船利炮才是出路。再后来他们发现，光靠造船造枪炮，还远远不够，所以又提出了不但要“求强”，同时还要“求富”。19世纪70年代直至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洋务运动进入了大发展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段与以“求强”为主仅仅创办以适应战争和军事需要的军工企业和军事学堂的尝试与探索的整个60年代相比，洋务派逐渐认识到兴办近代军工企业所需的巨大资金投入在时局艰难的形势之下根本无法筹措，长此以往难以为继，而终于将目光聚焦到兴办民用企业以“求富”的方针上来。以上海轮船招商公局为代表的洋务派民用企业的相继创立，标志着洋务运动的转型之路逐渐拉开了帷幕。洋务企业的大量兴办，为中国走向工业近代化打下了基础，让中国实现了近代工业从无到有并落地生根的壮举。
就在这个时候，洋务派的大头领李鸿章找到了他，李中堂对郑观应说，国家现在搞洋务，要办一批官督商办的企业，急需人才，你的同乡徐润、唐廷枢以前是洋行大买办，现在都到轮船招商局（招商局的前身）来了，你肯不肯为国效力啊？那个年代的读书人，无论是做官还是经商，总有一种特别的家国情怀，做买办再有钱，不过是洋人的高级奴隶而已，总及不上为自己国家做事舒心，特别是当时的轮船招商局经营不善，急需懂船运的人才，“若不早日维持，恐难自立，我国无轮船往来各通商口岸，更为外人所欺辱。”国家的召唤压倒了金钱的诱惑。1882年，太古洋行的五年合同期满之后，郑观应不再续约，次月接受李鸿章委任，担任招商局帮办，兼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
造纸术虽然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但就如郑观应在其后来的《盛世危言》中所描述的：“自《大学》亡“格致”一篇，《周礼》缺“考工”一册，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于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自1798年法国人路易斯.罗伯特（Louis Robert）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造纸机后，造纸机首先在欧洲流传，然后向西到了美国，1817年美国人汤姆斯.吉尔平（Thomas Gilpin）在美国特拉华州建设了一台圆网纸机，这是全美第一台造纸机；接着在1827年美国又从英国进口了第一台长网纸机。1872年造纸机再往西传到了日本。
中国是造纸术的发明地，手工抄纸上千年，却无人发明机器造纸，郑观应上禀北洋通商大臣起意创办上海机器造纸局：“窃查海关年结，洋绒、洋纸人口日多……纸之材料细者出自旧絮破布，粗者出自稻草、树皮，皆用机器、药水捣烂而成，到处可设，亟应仿办也。”其时李鸿章热衷洋务，自然推波助澜，批准建厂，名为上海机器造纸局（后为天章记录纸厂）。股东除曹子撝、曹子俊兄弟外，还有郑观应、唐景星、李秋坪等。
其时杨浦已成为具有经营眼光的外国投资者和民族资本的首选之地，僻居上海东北角的杨树浦短时期内一变为近代上海工业重地，上海造纸局选址杨树浦路408号，占地12余亩，并聘请美国人托马斯.J.华特茨负责督造工厂，于1884年正式建成。当时购置了由英国莱司城厄姆浮工顿公司1877年出品的1930mm多烘缸长网造纸机，有76×48英寸烘缸8 只，以及1x2英尺锅炉4座和蒸锅4只。有职工101人（其中美籍技师1人），日产“洋式”纸张2吨。
谁曾想，工厂开工后， 先是1883年中法战争期间，上海市面银根抽紧，股票大跌，上海机器织布局对外借款收不回来出现亏损，朝廷派巡视组查账，发现代表官方督办的官员有挪用公款行为，而对方却说是郑观应经营不善，最后郑观应只得掏出两万两银子了结此案。随后，因为郑观应离开老东家太古轮船时所推荐的接班人杨桂轩经营不善，挪用公司款项，致使太古轮船损失十多万两银子，太古根据担保人亏欠有偿还义务的法律，把郑观应扣在香港追索赔款，前后折腾了几个月，才得以脱身。经过这两件案子，郑观应心力交瘁，1884年，他给好友盛宣怀写信感慨：我这些年来命运坎坷，大多事与愿违。在外面受上司朋友责备，在家受父兄妻子埋怨，进退维谷，申诉无门。如今我身败名裂，不足以被别人驱使了。42岁的郑观应决心退出商界，隐居澳门，读书写作。
而由他一手引进的中国第一条造纸生产线，由于洋纸倾销，连年亏损，到1890年，已净亏损11万两之多。1892年易主，更名伦章机器造纸局，1909年起长期停工。
1915年，江苏武进人刘伯森从四明银行租赁下伦章机器造纸局。刘伯森早年在上海经营纱厂发迹，除造纸厂外，还经营纱厂、烟草厂，是上海工商界的实力人物。1920年，他以82万两向日商三菱公司购得位于浦东陆家嘴的华章造纸厂，定名宝源纸厂东厂，原杨树浦路厂即为宝源纸厂西厂。1925年，又定名天章纸厂股份有限公司。1926年，两厂改组，更名为天章纸厂。生产各种纸张产品，其中包括道林纸、连史纸、毛边纸等。
1925年“五卅”慘案后不久，国内各界民众曾多次掀起“抵制洋货，使用国货”的爱国运动，这对天章造纸厂“飞艇”牌纸张的销售均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天章造纸厂还经常参加当时国内外组织的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产品订货会，也取得不错的业绩。
20世纪30年代初，天章造纸厂的生产规模日益扩大，产品销售蒸蒸日上。1933年刘柏森退居二线，命长子刘孟靖管理天章。30年代中期，天章造纸厂联合民丰、华丰等造纸企业，组建造纸行业同业公会，由刘柏森先生出任会长，上海天章造纸厂一时间也成为上海华商造纸行业的龙头企业。
抗战爆发后，天章造纸厂东西两厂均被日军侵占。厂领导在无奈之下，被迫接受与日商的所谓“合作”生产，期间还为汪伪政府印制了汪伪中储券所用的钞票纸。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工厂又被国民政府经济部接收，一度改名为经济部第六纸厂。1947年，国民党政府赎回该厂。解放后收归国有，定名天章造纸厂。但当时该厂“飞艇”牌各类纸张的生产规模，已大不如20世纪30年代初的鼎盛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很重视造纸行业生产，给企业提供原材料等，解决工厂一时间的困难，才使天章造纸厂的生产状况有所好转。1955年，开始扩大生产卫生纸、瓦楞原纸、书写纸和包装纸。1970年，工厂拆除了中国引进的第一条长网造纸机，并进行技术改造。1981年，转为生产仪表记录纸、电子打印纸等加工纸为主的企业。1975年至1978年，试制投产气象自记纸、烟滤水松纸、黑色打孔卡片等产品。1981年，天章造纸厂与上海记录纸厂合并，正式挂牌上海天章记录纸厂，完成酒泉发射卫星所用的大型函数记录纸，获得中共中央军委、国务院贺电表彰。1983年、1987年“天字牌”气象自记纸、电子打印纸荣获轻工业部优质产品称号。到20世纪90年代，企业通过开发新产品和开拓市场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被评为中国500家最佳经济效益企业。
从上海机器造纸局到天章造纸厂的艰辛创业历程，是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在困境中挣扎的一个缩影，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翻天覆地变迁的历史记录。这一切的起源，都来自于郑观应的当年的引进，虽然也有人说没有郑观应也会有张观应、李观应，但我们再看看他后来的事迹，或许，就不会这么说了。
1894年春，沉寂多年的郑观应将隐居澳门写作而成的《盛世危言》(5卷本) 出版。该书的出版标志着郑观应维新变法思想体系的最终形成，也使他由一个洋务政论者一跃而成为晚清维新思想家。郑观应根据局势以及个人理解问题的变化多次对该书进行调整，整个理论和思想体系更加完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版本是十四卷本和八卷本。十四卷本各卷为：《富国》四卷、《开源》三卷、《强兵》四卷、《节流》三卷。八卷本各卷为：《通论》、《礼政》、《吏政》、《户政》两卷、《兵政》两卷、《工政》。《盛世危言》是体现郑观应成熟而完整维新体系的代表作，贯穿着“富强救国”的理念，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
该书之所以被看作郑观应的代表作，在于其中所体现的维新变法思想及体系，确实是他经过多年的实践与学习得来的最为成熟的思考和观点。特别是此间正值中国经历中日甲午战争、百日维新、义和团运动以及庚子事变和《辛丑条约》签订，中国所面临的困难前所未有，瓜分之祸迫在眉睫。无论是此前的洋务运动还是昙花一现的维新变法运动所作的救亡图存的努力，最终都归于失败。被朝廷上下广为传颂的“同光中兴”早已在日本海军的炮声中烟消云散，当时的晚清政府统治的根基已经大为松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无论是在知识界，还是在政界，救亡图存的意识进一步增强，但是鲜有能够为挽救民族危亡提出系统的、可操作的维新变法思想体系的理论家。这种情况下，《盛世危言》的出版，可谓填补了当时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出现的暂时的真空地带，等于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和不知所措的民众开出了一帖良药、指明了一个方向。因此，该书一出，朝野震动，各界人士纷纷争阅，求书者络绎不绝，以致一印再印仍供不应求，甚至科场考试也常以书中所谈时务为题目。孙家鼐、邓华熙等将该书数次推荐给光绪皇帝，深得光绪赞赏，诏命分发大臣阅读。更难能可贵的是，该书不仅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而且泽被后世。孙中山、毛泽东等都曾受此书很大影响，该书对两位历史伟人走向革命道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张之洞评价该书“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
郑观应是一个买办出身的洋务派企业家，尽管从根本上来说他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一个商人或者生意人，但长期以来他都怀揣一颗拳拳爱国之心。在鼓吹维新变法的同时，郑观应还积极呼吁通过“商战”等手段挽回利权，他将长期在洋行担任买办积累的经验和学识用于同洋商的商业竞争和谈判，为晚清时期挽回利权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总之，晚清时期正值近代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政府在两次******战争中败北，一系列苛刻的不平等条约陆续订立，“中央王朝”最后的尊严被彻底践踏，近代中国逐渐滑入被瓜分被宰割的悲惨境地。为避免外族入侵以及政权覆亡，洋务运动应运而生，传统的士农工商秩序得到改变，以郑观应为代表的一大批洋务派企业家、实业家为晚清中国走向近代化道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筚路蓝缕、从无到有，不遗余力地筹办兴办实业、介绍或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落后的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努力实现“求强求富”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家国情怀和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担当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