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导。加拿大安大略肿瘤研究所骨髓移植中心博士后。中华医学会第八届血液学分会委员兼秘书长，上海医学会血液学专科分会主任委员，上海市血液学研究所副所长、上海市器官移植临床医学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运用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各类血液病肿瘤，并且在移植嵌合状态监测上处于全国领先水平。擅长血液肿瘤疑难病例诊断与治疗及造血干细胞移植。在血液肿瘤发病机理及治疗对策上亦有独到见解。
采访/唐晔 编辑/子明
采访笔记
这是一则半年前的新闻：造血干细胞移植（俗称骨髓移植）是治愈血液病的主要手段。但术后真菌感染成为一个临床上的“一道坎”。为破解这一难题，市一医院血液科与国内4家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合作，发现了预防和治疗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真菌感染的新方法。日前，相关学术论文在国际肿瘤研究领域顶级期刊、美国《临床肿瘤杂志》上发表（影响因子20.982分），引起国内外血液科专家广泛关注。
由他发起的对造血干细胞移植过程真菌感染防治的研究数据表明，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能够明显降低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病人的真菌感染，移植后100天内感染死亡率由24.6%显著下降至10.3%，对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生存率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这项具有开创性、前瞻性意义的临床实践，同时为转化医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让白血病治疗真正迈入解决“感染问题”的新阶段。
市一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主任医师王椿，中华医学会第八届血液学分会委员兼秘书长，上海医学会血液学专科分会主任委员，上海市血液学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运用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各类血液病肿瘤，并且在移植嵌合状态监测上处于全国领先水平。擅长血液肿瘤疑难病例诊断与治疗及造血干细胞移植。
1998年，他从加拿大安大略肿瘤研究所骨髓移植中心博士后回国，1999年就在国内较早地采用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2000年在国内首次采用非亲缘HLA一个位点不合脐血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获得成功；2001年开展了非亲缘外周血干细胞治疗急性白血病工作，成功地控制了超急性移植物排斥反应；2002成功地开展了自体移植加非清除性异基因外周血造血干细胞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工作，国内尚未见有关报道。
“我没有宏伟的职业规划，但是往往运气都在我这一边。从安徽农村走出的知青，来到繁华大上海，科研，临床，创新，职务，职称，三十年从医，什么都有了。我从小就懂得不争的艺术，只顾埋头拉车，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耕耘好了，救了人，老天爷都看在眼里。”他说。
血液病领域，他有放言的底气，别人不敢收的病人，他敢收，别人治不了的，他愿意尝试，“我们约法三章，你只要自己不放弃，我就豁出去陪你拼到底。”于是，各种老大难都汇聚到他手下，他说，从来没见医闹，都是死马当作活马医，都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万一就治好了呢，那就是奇迹。事实上，真的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奇迹。
他用药自有特点，简单明了，能一种药解决问题，绝不用两种药。“用药都要有依据，有分析，即使是几种药治好了病，也要分析出，哪种药起了什么作用。”内科医生手上没有刀，全靠动脑筋把药用好。其实，等他三十年后回望，才发现，他好像一个绝世高手，用学养和修炼，打赢了一种叫白血病的顽症。
今年的“仁心医者”授奖大会，他伤感了。那个国内首次采用脐血移植治疗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姑娘走上台来，当年，她十一岁，他也才四十出头。见面的时候，她泣不成声，使他很有成就感，十六年光景，她已经大学毕业，从事英语教师工作，而他，已挽救了不计其数的血液病患者，为他们摘掉了绝症的帽子，重返社会和家庭。
他忙得像个陀螺，双休日总是在会议，讲课，会诊，我问，退休以后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呢？他笑，种种花，养养鱼，其实，这怎么可能呢，病人需要我就要一直工作，它使我有幸福感，被需要的感觉，被尊重的感觉。当我走到他们中间，他们都不开口，他们在等我说话，眼里充满着期盼。我总是说，无论何时，只要尽力争取，遇到多么困难的情形，都能勇敢面对，总会柳暗花明。
我想，他自身有如一部强大的励志片，在疾病面前永不妥协，他想告诉他的病人和亲属，人生一次不容易，努力克服困难，攻克难关，即使失败了也无怨无悔。
“到最需要我的人那去”
我很累，可是我想我好久没有这么快乐了。我心满意足。我在做我所要做的事情，我有重要工作，把我每分钟的时间都占据了。这里需要我。
——白求恩
采访之时，正是王椿获第二届仁心医者 · 上海市杰出专科医师奖后不久。这位好医生默默收起鲜花和掌声，回头又向病房走去，因为他知道，那里有太多需要他的人。
其实从医于王椿而言，也许确实是机缘巧合。那年高考，医学院是他志愿表中最后一个志愿，榜单出来，他才懵懂地发现自己将来要成为一名医生。
“干一行，爱一行”是王椿的信念，相信也是那个年代生人集体的信条。刚进入血液科时，凭着足够的拼劲儿和扎实的基础，王椿进步很快。但同时也目睹了太多的病人，因为医疗条件的不足和经济的困乏，诊断出白血病，却只能放弃治疗。面对这种情况，他也曾迷茫过，无奈过，但从未放弃，因为敢于向黑暗宣战的人，心里必须充满光明。他不断积累经验、攻读学位、研究学习，“30年来，医学进步迅猛，人们生活水平也获得巨大提高，曾经治不好、不敢治的病人，如今都可以进行治疗。现在，我们已经能仰起头说，再提到白血病，至少一大半人能治好。”
他认为，医生的核心，就是尽自己的能力救死扶伤。每一个生命从十月怀胎到呱呱坠地，没有人能比医生和母亲更能体会其中的来之不易。他尊重每一个生命，一些患者被其他医院宣判了“无期徒刑或死刑”，而他会坚持说，我们再研究研究。这样的坚持，从他初来上海到20年后的今天，从未改变。有时底下的年轻医生不理解，为何我们专收其他医院不收的病人？医学的创新，三级医院的责任，患者的期待，这些，怎能让人放得下。2000年时他在国内首次采用非亲缘HLA一个位点不合脐血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孩子，如今已经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仁心医者的颁奖上她为他献花，生命的蓬勃让无数人热泪盈眶。
“我们的原则是劝导家属，最好不要放弃。”只要患者和家属不放弃，不论是否成功，他和团队也会与病魔鏖战到底。“命嘛，救活一个是一个。”
在国内知名医疗网站上，时常能看到患者为他写的感谢信，这些充满力量的文字，激励了无数患者，也温暖了医者的心：“王主任过年好，猴年大吉，时间过的真快呀，2012年3月 ，我在内蒙古包头市查出m5白血病，一星期后去上海第一人民医院血液科化疗，2012年7月移植，现在很好，已经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了，再次感谢王主任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
思考是进步的阶梯
刘仕廉的《医学集成》中有言：医之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致其得。
从医三十年，王椿最大的感悟与这位清代医家不谋而合，就是医生一定要活到老，学到老。“医学进步太快，有些研究甚至把之前教科书上的内容推翻，因此要不断学习。医生的压力很大，不更新马上就落后。”
但学习于他而言，从来不是压力，“谁跟得上，谁就领先。”王椿学习，没有秘诀，只是勤于思考。听报告、看文献，很多年轻的医生只是完成任务，听过看过，之后都没想法。但王椿会把在查房、临床诊疗过程中的许多问题总结出来，在报告中听到了，就学习到了新的知识。“每次的会议，我都感觉能给我解决一两个问题。” 血液科按规定定期要有小讲座，他叮嘱讲师，必须要让学习的医生提出问题再回答，填鸭式教育只会做无用功。
问题提出后，更是要想办法解决。其一，要学习先进经验，规范化诊断治疗。在国外学习期间，他发现美国医生的水平和想问题的思路都差不多，原来是因为他们从文献中得来的证据、学习的指南都一样，因此不管医生在哪里，医疗水平都有所保证。因此，第一人民医院的血液科不仅出国学习，还致力于建立一个疾病的治疗平台，全科的医生一起讨论诊疗路径，全部按此规范执行。
其二，规范不了的问题，要敢于挑战。“踩着巨人的肩膀”总是容易，但自己做“巨人”，则难上加难。刚来上海时，大家看王椿什么都敢做，便叫他“王大胆”，而他的“大胆”并非简单的拍脑筋决定，而是细心和积累做基础的决定。医学的进步要的就是这些“大胆”，在刀尖上跳舞，为医学的创新开路。
耐得住寂寞，守得住繁华
出国深造、晋升教授、来到上海、研究进展顺利……王椿的这些经历，总有人问他，“为何你每次都有好的机遇？”然而还是那句老话，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因为王椿脚踏实地，深入临床，一直在准备，机会来了，便只是水到渠成。
例如，去年由王椿发起的对造血干细胞移植过程真菌感染防治的重大发现，使得骨髓移植的病人生存率有望再度提高，引起国内外血液病学界的广泛关注。赞许和惊叹背后，是王椿和血液科的同事联合国内4家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默默奋斗了5年，研究了206例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病例的成果。5年来，有压力，有阻力，但王椿都顶住了，在全国都浮躁的时候，他能够静下来。他就像一位步伐稳健的挑山工，虽然背负压力，但绝不动摇，在自己坚持的路上一步一个脚印，以图攀上山顶，为患者迎来希望的曙光。医学充满着可能性，花费数年的研究成果都不易定论，失败无人问津，成功满堂喝彩；但那些真正成功的人们的目标永远不是鲜花掌声，而是患者放下顾虑的喜悦笑脸。
从医已有30年，王椿偶尔也会畅想退休后的闲庭信步，养花弄鸟；但他同时也知道自己离退休还很远：哪里需要，他就会去哪里，不论是讲座还是会诊，“救活一个是一个”。多少医生都是这样，白大褂披上，就不会轻易脱下。正如法国胸科医学之父雷涅克的感叹：“当我们决心要成为医生的那一刻，我们的身上已经挂上了一条看不见的锁链，让我们背负一生。”
口述实录
唐晔：您曾在1996年赴加拿大安大略肿瘤研究所骨髓移植中心进修，国外和国内的区别很大，您有何收获？
王椿：那时候出去学习，条件和现在很不一样，国外的很多东西中国都没用过、没见过，那时学外语的环境也不好，一切都是从头开始。不仅是生活上，医学上跟国外的差距更大了，因为刚刚才改革开放，文献、信息量也不够，不知道人家在做什么，出去看看才知道。现在足不出户知天下。
我们出去学习就是跟国外学习先进知识经验，以求回来做点事情。那时出国热，很多人对我说，你不会回去了。但我说，我肯定会回国的，我就是想做临床医生，而在加拿大是做不成的。
我在那边做研究，导师是骨髓移植的主任，正好看看他们血液科，把那边骨髓移植的规范拿来学习。我国第一批出国学骨髓移植的是1980年，学会了就带回来一直沿用。十几年过去，国外有新的进步，而我们的方法依然如旧。曾经一次会议上我给大家看照片——人家骨髓移植，抽骨髓是这样抽，底下的人都傻了。我说，现在你们出国学习骨髓移植，造血干细胞移植，但谁近距离看过他们怎么抽骨髓？当年机会难得，如果允许，我都会跟去看的。
唐晔：您从医三十年，秉持态度是怎样的？
王椿：我的理想都比较现实，所以不太容易失落。但是每天都在进步。
我们之前那篇（对造血干细胞移植过程真菌感染防治的重大发现的）文章，整整准备了5年时间，成败都有可能， 浮躁的时候要能静下来，文章发表了，全国血液界都震惊：这么好的文章，你怎么想到的？其实，在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不能浮躁。带着大家一例一例做实验，直到两百多例，才能进行分析。积土成山，风雨兴焉，不做到这种程度，就解决不了问题、发不了文章。这个实验很可能是失败的，所以还不能太早讲。
唐晔：在您的从医路上，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什么？
王椿：血液科的一点点进步吧。
像难治性淋巴瘤，有些病人化疗没有效果，需要做大剂量化疗，自体干细胞移植的患者，都介绍到我们这来。因为我们给他反馈的结果都是很好的。来的病人用常规剂量好像没什么办法，通过我们的移植做好了，至少让一部分人有希望。
大家都做干细胞移植，但是我们也做人家不能做的。包括骨髓纤维化。以前都说这个不能做，骨髓纤维化就像沙漠，在沙漠上撒种子，土壤都不好，感觉没有希望。
后来2007年我到美国开会，美国做出来了。他们不仅能够种出东西，还改良了土壤。回来我们就开始做，2008年就成功了。那位病人至今还活着。当时国内的大部分专家认为骨髓纤维化不能做移植，我们写的文章投到国内的杂志上都被退回来了，觉得不可能。后来我去找主编，说这都是事实啊，我们已经做成功了，才发表。
还有一些不缓解的白血病人，被别的医院打发回家了，白血病缓解了大家都好办，一看化疗达不到，就都给我们。解决人家不做的事情，这就是挑战你的技术了。
唐晔：现在大家对白血病的看法是什么？
王椿：别的医院不知道，在我们医院，我会告诉病人，这个病是可以治愈的——病人都知道治疗的步骤，处于什么阶段。他们知道这是可以治愈的——骨髓移植、造血干细胞移植讲了那么多年，他们知道了就不恐惧了。
这些病人到我们医院来，我们和患者和家属达成了共识——治好了，你是神，治不好，也已经尽力了。病人到了这一步，也都是理解医生的。
唐晔：科室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
王椿：现在有20多位医务人员，80多张床位。床位转的并不快，因为收治的很多都是老大难，尤其是骨髓移植的病人，有很多情况需要考虑。虽然院里会考虑轮转的效益，但是我们认准了，我们一直在坚持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事情——三甲医院就应该做最难的事情。
其实，三甲医院就像外科手术，小手术做得再多，也难以进步。而现在我们难度大的和普通病人通通收治，一天到晚都很忙，该做的事情都来不及做，而真正难度大的病人却找不到专家。
